基督教中国宣教第一人
他是基督新教入华宣教第一人,他是圣经中文全译本开创者,也是一位著名的汉学家。他的名字叫马礼逊。
1782年1月5日,马礼逊出生于英国北部那森伯兰(Northumberland)的摩帕司(Morpeth)小镇一个基督徒家庭。不久举家迁至纽开斯尔,父亲以制鞋坯为业,家境贫寒。马礼逊年少之时,记忆超群,13岁那年曾一夜之间背下圣经中最长的一篇(诗篇第119篇,共176节),且毫无错误。但他生活放荡,常常酗酒狂欢、污言秽语。1797年,他警觉己罪、认罪悔改,次年受洗归主,自此认真追求,热心服事,属灵的生命不断成长。1799年开始研究基督教历史,并因读《海外传教杂志》而有“向海外宣教”之心,为预备自己成为宣教士,他开始勤习拉丁文、希伯来文、希腊文。1803年马礼逊进入伦敦霍克斯顿学校(Hoxton Academy)学习。一天,他忽然得到神的呼召:“去!向远方的中国人传福音。”这呼召简直把他吓一大跳,他说:“主啊!中国在哪里?我对她一无所知,你怎么会要我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呢?”然而神的呼召是持续而坚定,毫无回转之余地。
1804年5月27日,马礼逊主动致函英国海外传教组织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审议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沃夫牧师,申請要求前往中国传教。他“求上帝将我置于困难最多和从人类眼光中看来最难成功之布道区域中”。传道会同意了他的申请。他在戈斯波特宣教学院(Gosport Missionary Academy)接受严格而专业的宣教训练,曾师从华人容三德学习初步中文。1807年1月8日,马礼逊在伦敦教堂被封立为牧师。1月20日,伦敦公会专为马礼逊举行了欢送大会,在会上宣读了给马礼逊的《书面指示》和《告诫书》。当时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伦敦至广州航线,公司为避免因运载传教士会得罪禁教的清政府,而拒载马礼逊。他只好先到取道美国前往中国。1月31日,马礼逊登上“雷米顿兹号”离开英国,4月20日到达美国纽约。在纽约办理换船手续时,纽约船坞公司职员知晓其将前往中国,便以轻视的口吻对他说“马礼逊,你以为靠你一个人,就可以改变中国过去5000年来对于偶像的崇拜吗?”,那时马礼逊回答一句有名的话:“我不能,但我相信神能”。5月12日搭乘美国货船“三叉戟号”,从纽约启程,经爪哇、澳门,经过近四个月的海上颠簸,于同年9月8日到达广州,成为基督新教在中国大陆宣教第一人。
当时,马礼逊面临着两大困难:其一,清廷禁教令不准宣教士进入内地;其二,华人不得信教,且不能教洋人习中文,违者处以极刑。除了来自清政府的限制,马礼逊在广州还受到东印度公司的敌视,他不敢暴露英国人的身份,只能冒充美国人,并在美国领事卡林顿的帮助下,才得以居留广州。同时,马礼逊也遭到天主教神父的仇视和嫉妒,这使他的处境更为艰难。马礼逊在广州受到美国商人的接待,让他住进美国商馆,掩护其身份,供给他食宿,并代他聘请一个中文老师,使其安顿下来。在此,他殷勤读书,学习中文,穿着中国式的服装,留长指甲,蓄着长辫子,吃中国饭菜,住在一货仓底层潮湿的房间里。
1809年,马礼逊在澳门与英军医官莫敦的女儿玛丽·摩顿女士结婚,同年被东印度公司聘为高级译员,时间长达25年。接受这份工作的原因是他可以此身份公开出入,有助于学习中文,了解中国文化,所得薪酬又可减轻差会的财务负担,或许还能改变东印度公司敌视宣教工作的态度。依照清廷的定例,他的新婚妻子必须留在澳门,而马礼逊的公务在广州。马礼逊就只能往返于广州、澳门两地。
1812年,伦敦传道会决定增派米怜牧师到中国协助马礼逊,1813年7月4日,米怜抵达中国。米怜是马的亲密同工,直至1822年6月2日病逝于澳门。
从1807年马礼逊到达广州后不久,就开始翻译《圣经》,到1819年,将新旧约《圣经》全部翻译成中文。1810年译完《使徒行传》付梓。1811年和1812年又译完《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至1813年将《新约》译完,并于1814年出版。之后,他与宣教士米怜合作于1819年11月完成了《旧约全书》的翻译。1823年在马六甲将全部《圣经》以《神天圣书》之名出版,共21卷。《旧约》称《旧遗诏书》、《新约》为《新遗诏书》。所以有人又把这个译本称为“马礼逊米怜译本”。(米怜翻译的部分是《申命记》、《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列王记》、《历代记》、《以斯贴记》、《尼米希记》、《约伯记》等,这些均经过马礼逊的校阅。)马礼逊认为,作为一名译者,应负有双重任务:其一,要正确地理解原文的意义、感情和精神;其二,用清楚、正确、熟练的文字,将原文的意思、感情和精神表达出来。早期翻译《圣经》其中一大难题在于由零开始,要创立一套术语。今天耳熟能详的“天国”、“弟兄”、“福音”、“使徒”等宗教词汇都是来自马礼逊译本,由于马礼逊译本的自身特点及其翻译原则使得它成为文理译本的主流。《圣经》中文全译本的完成是近代基督教宣教事业的一大成功的标志。作为神的话语,中文全译本的出版,使国人得窥神的真理,促进了福音在中国的传播。不仅对中国近现代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也为后来的信徒从事《圣经》汉译提供了蓝本。《圣经》搭起了中西文化、语言交流的桥梁,并因为出版这些出版物而直接催生了中国近代出版业。
马礼逊在翻译和出版《圣经》的同时,也对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进行了翻译。他认为翻译中国经典将有助于西方更好地了解中国,他是比较系统地将中国经典翻译成英文的第一人。1812年马礼逊翻译出版了中国的《三字经》(The Three-CharacterClassic)、《大学》(The Great Science)、《三教源流》(Account of FOE)、《太上老君》(Account of the SectTAO-SZU)等。
为了帮助西方人阅读中文,马礼逊还编写一系列字典及介绍中国的书。在这些书中以三部六卷之巨篇的《华英字典》最为著名。《华英字典》是中外历史上第一部英汉双语词典,其编纂规模至今仍无人能比。马礼逊经过七年的艰苦劳动,在1815年出版了该书的第一卷,书名为《字典》。这卷是马礼逊按照嘉庆十二年刊刻的《艺文备览》英译的,汉、英对照。第二卷的第一部分在1819年出版,书名为《五车韵府》。1820年续出第二卷的第二部分。第三卷于1822年出版,书名为《英汉字典》。整部字典在1823年出齐,共有六大本,合计四千五百九十五页,全部由马礼逊独自编纂,前后历时十五年。这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部英汉、汉英字典巨著,成为中国英汉、汉英字典的滥觞。《华英字典》除了英、汉文字对照外,还对中国各种宗教哲学及神话传说的介绍,对中国礼仪和风俗习惯的介绍,对著名历史人物的介绍,对中国学校教育及科举制度的评价,对中国天文学、音乐戏剧的介绍,堪称中西文化的百科全书。《华英字典》收录了许多在中国历史上伟大的人物的传记资料,仅在“孔”之下,马礼逊就详细介绍了孔明和孔子,并对他们生活的历史背景加以概述。这样就使人在学习中文的过程中,增添了关于中国的历史知识。在《华英字典》中,马礼逊对中国的学校教育介绍得比较详细,对县学、府学、学馆、义学和夜校都作了考察。《华英字典》对中国古代的科学知识也涉及不少。其中,马礼逊着墨最多的是天文学。马礼逊给出了中国人命名的星及星座的名称,在列出的星座表中共举出92个星的名字。关于戏剧,马礼逊追溯了中国戏剧的起源。他认为中国的戏剧起源于唐传奇,到宋代时称戏曲。此外,《华英字典》对中国从文言文到现代白话文的过渡也有先导之功。
除《华英字典》外,马礼逊还著有《通用汉言之法》、《中国大观》和《广东省土话字汇》等汉语研究著作,是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最初尝试,撰写大量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论文,其汉学研究影响巨大。因他对翻译圣经和中国语言研究所具备的学术水平和成就,在1817年被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授予神学博士学位。英国“汉学之父”之称的乔治·斯当东认为马礼逊是“公认的欧洲第一流的汉学家”。美国人亨特甚至称马礼逊为“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传教士和汉学家”。 研究著作,是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最初尝试。
1814年9月9日,马礼逊为广东省香山县人蔡科(有称蔡高)施洗,蔡科是中国教会初熟的果子,成为中国第一位基督新教徒。1823年12月,另一位基督徒梁发被马礼逊按立为中国第一个牧师。
1815年8月5日,马礼逊在米怜的协助下,在马六甲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计传》(ChineseMonthly Magazine),这份月刊主要是介绍基督教的教义,也有少量的介绍历史、自然科学等方面的内容。它是近代以来以中国人为对象的第一份中文期刊,揭开了中国期刊史的序幕。马礼逊因此被誉为“中国近代报刊的开山鼻祖”。该刊在近代中国的印刷、出版、新闻、传教以至中外文化交流等,都有极重要的历史意义,在中国近代报刊发表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1832年,马礼逊又和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01-1861)合作编辑英文《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该报以其丰富的史料为当时乃至后来治学者所重视,在一定程度上又为中西文化交流起了桥梁作用。
1818年马礼逊和同工米怜在马六甲创办基督教第一所华人学校——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招收华侨子弟前来就读,以中英文双语教学,旨在培养中国的教牧人才。米怜为第一任校长,他自己为终身董事。1825年,该校开始招收女生。中国第一位牧师梁发在此受洗,第二位牧师何进善(何福堂)曾在此求学。书院内设印刷所,并印行《中印拾遗季刊》。
1820年马礼逊在澳门开设了一家中式诊所,聘请中西医师,以免费医疗服务作为宣教的方法。1827年又和东印度公司医生郭雷枢在澳门开设眼科医馆,首创医药传教的方式。六年以后,又在广州开设了一家眼科医院。在他的感召下,美国传教士伯驾作为第一位医药传教士被派来华。
1830年,马礼逊在澳门又为一个中国人施洗。此时,马礼逊已感体力下降,但尽力从事宣教工作。1834年年初,他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7月30日病倒在床,8月1日晚十点钟在广州息劳归天,他的一生述说着他青年时愿望——“为基督做教会的一个仆人”。8月5日,遗体葬于澳门白鸽巢公园东侧的基督教坟场。后人为记念这位伟大的宣教士建了一教堂,命名为“圣公会马礼逊堂”,马礼逊的遗体就在这座教堂后面参天古树的下面。
资料来源:
马礼逊夫人:《马礼逊回忆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马礼逊文集》,大象出版社,2008年。
王玉贵、陈丽:《略论马礼逊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贡献》,五邑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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